十四世纪中期的中国,正处于社会大动荡、大变革的时期。元朝由盛转衰,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使统治集团受到沉重打击,并一步步走向衰败。公元1311年,在浙南大地上诞生了一位对元明鼎革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——刘基。刘基,字伯温,自幼熟读诗书,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,广泛涉猎天文、地理、军事、文学等知识,很快成长为忧国忧民、抱负远大的青年才俊。但他从25岁到50岁的25年间,由于受到腐朽没落势力的排斥、诬陷和打击,仕途坎坷,壮志难酬。1360年,也就是刘伯温50岁的时候,他投身于朱元璋的反元斗争,凭借政治谋略和杰出才干,很快为朱元璋所信任和重用。 在辅佐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、创立大明王朝的过程中,刘伯温办了两件大事。一是协助朱元璋,运筹帷幄,首战龙江,再战鄱阳,打垮了陈友谅,接着挥师东下,平定张士诚,由此东南安定,为大明王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;二是协助朱元璋,亲力亲为,营建新都、制定律历、复兴科举、整肃纪纲,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及其巩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“三分天下诸葛亮,一统江山刘伯温”,这正是后人对刘伯温历史地位的形象概括。 刘伯温从23岁中进士,到遭受排挤迫害65岁在家乡忧郁去世,这40多年间,他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、散文和具有深邃内涵的政治、军事著作,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。朱元璋在称帝后的第三年,封刘伯温为“诚意伯”。在刘伯温去世139年后,明正德皇帝封其为“太师”,谥号文成。刘伯温作为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不朽的伟人,其思想、智慧及人格魅力,颇多值得今人借鉴之处。 第一,“以民为本”。刘伯温主张,“国不自富,民足而富”,“国以民为本,而民以食为本”。他还主张,“生民之道,在于宽仁”。《郁离子·灵丘丈人》说了这样一个故事:山东藤县有一位老人非常善于养蜂,他成功的秘诀在于精心管理。他每次取蜜的时候只拿走多余的蜂蜜,而不把蜂蜜全部取光。这样,原来养的蜜蜂安心定居,新来的蜜蜂也愿意在这里繁殖,家道越来越兴旺。后来,他的儿子继承家业,但对养蜂的管理却截然不同。夏天不管烈日暴晒,冬天任凭风雪覆盖,甚至蝼蛄、蚂蚁钻进蜂箱也不管。结果蜜蜂举族而去,其家道也因此败落。刘伯温借此感慨:“为国有民者可以鉴矣。”刘伯温的民本思想,不仅表现在极力主张官员廉洁从政,轻徭薄赋,而且针对“厚利入私家”的现象,主张均平,“推余补不足,兹实王政始”。 第二,“以道事君”。刘伯温说:“以道事君者,忠之大也。”这里所说的道,主要是指治国理政应当遵循的理念和原则,也包括社会正常运行必须服从的真理和规律。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专制下,刘伯温在看待君臣关系上能提出“以道事君”的理念,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气。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在凤阳建都、平定王保保和选任宰相等重大问题上,刘伯温都敢于在朱元璋面前直言,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张。当时,明初定都何处,有争议。朱元璋提出除金陵(今江苏南京)之外,在临濠(今安徽凤阳)建中都,实际上是想把首都迁到老家去,尝尝荣归故里的风光。刘伯温犯颜直谏说“凤阳虽帝乡,非建都地,王保保未可轻也”。刘伯温之所以坚决反对,理由有两条。一是营建中都工程十分浩大,而天下初定,百姓尚未得到休养生息。再说,金陵与临濠相距并不遥远,在临濠营造中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二是元代著名统帅王保保仍握有重兵,对新生的明政权威胁甚大,需集中力量认真对付。但是,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正确建议置之不理,于洪武二年命令开工在临濠营建城池宫阙,前后六年,耗费极大。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战争中又吃了败仗,死伤无数。在这种形势下,洪武八年四月,恰好在刘伯温去世之时,朱元璋最终不得不亲自撰写罪己文告,到中都祭告天地,罢建中都。刘伯温的逆耳忠言终被验证,也彰显了这位开国功臣“以道事君”的高尚人格。 第三,“以智制胜”。刘伯温从小聪慧过人,博学强记,注重社会实践,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智慧超群的杰出人物。刘伯温生生不息的天道观,知必有见于行的知行观,教为政本、重德致用的教育观,试之事而后识贤的用人观等,都是他哲学智慧的结晶。刘伯温逝世后,人们根据他参与指挥过的军事战役和办理过的重大事项加以演义,逐步把他神化为“前知五百年、后知五百年”的“天师”。而实际上,刘伯温的“神机妙算”,并非天授,而是来自于对客观事物的周密观察和思考,来自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和体悟。这在他功成身退的变局中,也得到了体现。朱元璋的皇帝宝座坐稳以后,虚荣心和猜忌心大为滋长,开始杀戮功臣。刘伯温从朱元璋问相和定都等分歧中,敏锐地感觉到自己面临被冷落、被排斥乃至被铲除的危险。于是,他在年龄刚过六十,便当机立断,激流勇退,告老还乡,闭门谢客,不再过问朝政。就是这样,淮西集团李善长、胡惟庸之流,仍不放过他。在当时的权力倾轧中,刘伯温势单力薄,难以摆脱遭诬陷、受打击的可怕命运,但他依然坦然面对、沉着应付,最终得到较好的结局。 第四,“以德服众”。刘伯温是一位清官,廉直恤民,秉公执法,以高尚的官德和人格魅力流传后世。刘伯温的官德,最突出的是刚正、诚信。他一生最鄙视、最痛恶的,是官场中那些弄虚作假、阿谀奉承、摇尾乞怜和尸位素餐的人。刘伯温为官口碑甚好,不肯结党营私。刘伯温死后,朱元璋对他的儿子说:“刘伯温在时,满朝都是党,只有他一个不从。”明初朝廷中结党营私之风盛行,彼此明争暗斗,争夺权力,刘伯温洁身自好,不结党、不营私,这集中反映了他的人生境界和高尚品德。1368年,在朱元璋巡视汴梁期间,丞相李善长和刘伯温留守南京。当时刘伯温官任御史中丞,专司纠察百官。恰逢中书省都事李彬贪污犯事,李善长与之关系密切,为其求情。刘伯温不买账,依旧奏请处斩李彬。由此得罪了李善长,他处心积虑意欲报复刘伯温。后来,朱元璋因事责罚李善长,刘伯温却以国事为重,为李求情。朱元璋私下对人说,李善长要害刘伯温,刘伯温反倒为他说好话。这件事反映了刘伯温为人处世不徇私情、公私分明的坦荡胸怀。 今年是刘基诞辰700周年,研究继承他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哲学,不妨读一读他的传世之作——《郁离子》。这是他饱经元末官场厄运之后,弃官隐居浙江文成南田村时的发愤之作,写这本书的时候,他已经50岁了,阅历丰富,饱经沧桑,因此这部寓言体的散文集,集中反映了刘伯温的政治观点和人生哲理。主张任用贤才和讲求诚信是其中两个重要的内容。刘伯温认为,诚信是做人和处事的根本,任用贤才是匡治天下的良药。整顿纲纪、德刑兼济,重用贤才是治国的关键。他主张,对人才应善于培养、用其所长,“教其所不知,而不以我之所知责之;引其所不能,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”。《郁离子》全书共18章、195条,读来脍炙人口、发人深思。 (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主任) (责任编辑:) |